特殊年代裡的函授學習印記

方永樂

        1975年初秋的一天，村黨支部副書記秦大哥走了5裡多的山路找到了正在生産隊果園裡勞動的我，高興地告訴我，明天到區裡聽課，參加遼甯師範學院政史系開辦的函授學習。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裡别提多高興了。

        1963年初秋，已經八周歲但卻長得又矮又小、面黃肌瘦的我，背着媽媽親手縫制的布書包，走進了旅順口區水師營公社西溝小學的課堂，開始了我的學習生涯。但好景不長，到三年級下學期的時候，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人們像得了精神病一樣，到處亂打亂砸，給人剪陰陽頭，絞人褲腿，開批鬥會，到處亂喊亂叫“造反有理”，連小學課本也被燒掉了。剛剛嘗到了一點點學習樂趣的我，立刻就無學可上了。

        到了1970年秋天，在社會上混了三年多，成天砍柴、摟草、撿糞或幹點刨地、澆水等農活的我，又糊裡糊塗地随大流上了中學（大連市第62中學）。雖然是一所農村中學，但很多老師卻都是科班出身，大部分是東北師範大學和遼甯師範學院的畢業生。因為當時知識分子被稱作“臭老九”，在思想上是屬于被改造對象，所以一些老師雖然家安在城裡，但也被分配到農村中學鍛煉改造，同樣也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因為學校領導都是當地農民幹部）。在這些科班老師的教育下，我的學習如魚得水，無論是數學、物理、化學，還是語文、曆史、政治，所有課程（現在看來，有很多“左”的錯誤的内容）我都聽得津津有味，學習成績也很好，絕對是班級學習尖子，并且擔任學習委員。可惜好景又不長，到了1973年，社會上又開始搞運動了，批判孔老夫子了（當時稱作孔老二），鬧鬧哄哄，也不正經上課了，到1974年夏天，中學就算畢業了。因為父母都是農民，我别無選擇，隻能回村裡“修理地球”了。沮喪、悲觀、絕望，充斥着我的頭腦。而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推薦”上大學，又因為沒有門路而不得不退避三舍。

        所以當時聽到可以念書的通知，我真是高興極了。盡管不發文憑，但總算又有書念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走了十幾裡路，到旅順口區革委會辦公大樓二樓大會議室上課（後來成為旅順口區政府辦公樓，遺憾的是前幾年被拆掉了）。和我同時參加學習的有四十多人，大都是和我一樣來自旅順農村的回鄉青年，大家都懷着對知識的渴望，認認真真地來學習。當時規定學習的課程是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唯有學習導師的經典在政治上是最為保險的。盡管每次來學習往返都要走将近30裡路，但那時年輕，學習勁頭特别足。授課老師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倪占元老師。倪老師看上去近五十歲了，慈眉善目，給人一種非常親切和藹的感覺。講課時，倪老師手裡隻拿着幾張卡片，就滔滔不絕地講起來，嗓音洪亮，抑揚頓挫，很吸引人。抽象的理論，經過倪老師的講解，就變得通俗易懂了。隻可惜，這次函授學習僅僅堅持了二個多月，到初冬的時候就停辦了，因為這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又開始了。

        盡管這次函授學習時間很短，但對我一生的影響卻相當的大。這次學習使我在苦悶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迷茫中樹立起學習的目标。從此以後，我開始了自學，養成了看書學習的好習慣，并且一直堅持到現在。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那文化荒蕪的年代，盡管設有區圖書館（其實也沒有什麼好書可讀），但因為我隻是一個撸鋤頭把的農民，沒有資格辦理借書證。所以，我隻能在勞作之餘，到四裡八鄉走街串戶，托朋友到處打聽誰家有書，想方設法借來閱讀。到1976年秋天，我又争取到遼甯大學曆史系進修的機會，系統地學習了中國近現代史方面的知識，并參加了由遼大曆史系七四級同學組成的遼東半島甲午戰争史口碑調查活動。到1977年冬天，我有幸參加了中國曆史上一次具有特殊意義的高考，并以旅順口區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到遼甯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非常榮幸地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大學生。

        回首往昔，許多事情如過眼煙雲，都忘掉了，唯獨三十七年前艱難歲月中的那個秋天，那曾經點燃我心中希望之火的難能可貴的一次函授學習時光，化作了如詩如畫的曼妙記憶，仍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腦海中······

 （作者簡介：方永樂，男，1955年出生，現任中共大連市委台灣工作辦公室調研處處長。）